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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普利兹克奖，刚刚颁给两位爱尔兰女建筑师

来源：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:唐克扬

      核心提示：2020年3月3日普利兹克奖公布，来自爱尔兰的伊冯娜·法雷尔和雪莱·麦克纳马拉在众多的提名中脱颖而出摘取桂冠，这也是来自爱尔兰的建筑师第一次获奖。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      “今年的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让你意外吗?”

　　“不意外，我都没听说过这俩人啊。”

　　“我也是，不过这个事务所叫格拉夫顿(Grafton)……这名字我好像听过呢。”

　　2020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奖者伊冯·法雷尔与谢莉·麦克纳马拉

　　这段真实的对话，发生在我和另一位获悉这个消息的同事之间。其实，伊冯·法雷尔和谢莉·麦克纳马拉(Yvonne Farrell and Shelley McNamara)不是建筑界的新人，两位1950年代初出生的女士，称得上德高望重了。

　　原来，我不止一次地从画册上看过她们设计的大学，在主持召开校园设计会议时，还举了她们的例子。只不过我的笼统印象，怎么也贴不住“爱尔兰建筑”的标签呢——看看她们的作品，和深圳热闹的新学校好像也差不太多吧?主要是灰调子、白调子的建筑作品，时常裸露无装饰的混凝土梁，建筑外立面不算张扬，建筑的细节同样沉着无语——也许，你会联想起爱尔兰海岸线上的悬崖，盛产诗人的阴雨天气，也许，只是因为我们知道太少而已吧。

　　是的，我们知道“爱尔兰酒馆”(Irish Pub)，以及爱尔兰钱币上的作家詹姆斯·乔伊斯。但这些不足以让我们勾勒出当代“爱尔兰建筑”的线条。如上所述，格拉夫顿好像是个偶然会提到的名字。如果你觉得耳熟，很有可能不是你真记住了海量建筑新闻里的一条，而是因为它是都柏林一条繁华热闹的商业街，知道的人很多，乔伊斯在《都柏林人》中提到过格拉夫顿街上的酒馆，当然，也是“爱尔兰酒馆”。

　　这样的恍然大悟将会一次次重复——除非我们能重新考虑一下“世界建筑”这个概念，或者，什么才是我们需要建筑去改变的这个世界?这，或许也是近年以来的普利兹克建筑奖的一个风向了，“风向”也许正是基于世界本身的“地形”起伏，逐渐吹向每一个角落。媒体上大名鼎鼎的明星建筑师，基本都得奖了，70岁以下的建筑师，很难再有他们前辈那样巨大的个人光环了。在全球化的紧密链条之中，不再有什么新鲜得让你惊掉下巴的事，相似的教育环境，相似的思想借镜，好的建筑师看起来都很相似地“不错”，但是要判定谁比谁好多少，对于只看照片的人也成了难事。

　　法雷尔和麦克纳马拉的经历就是世界变化的缩影。两人在都柏林大学(UCD)建筑学院毕业后兼职任教，并在1978年相约成立格拉夫顿建筑事务所(Grafton Architects)。他们最初是五个人，最后只有这两位女建筑师坚持到底。中间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，但是这段时期“世界”确实变了，“世界建筑”随之起舞。

　　一方面1980年代经济发展放缓，一头一尾出现了两次严重的经济危机，另一方面，建筑思想短暂经历了现代主义以来难得的繁荣，很多建筑师，也许因为不总是有活干，开始投身学术关注“理论”了(没错，中国大学建筑系也第一次接入了“世界”建筑理论的现场)。或者，从这时候开始，由于全球性的建筑文化网络(没错，互联网和电脑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普及的)迅速扩展，建筑师不可能再一个人战斗，1979年，就在格拉夫顿建筑事务所成立的第二年，颁发了第一次的普利兹克建筑奖，当时法雷尔和麦克纳马拉还是满怀理想的年轻建筑师和建筑教师。再下一年，举办了第一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，2018年，两位“老太太”已经是这个展览的第16位/组策展人。

　　没错，建筑也是“文化”了(虽然似乎从来就应该如此)。

　　孕育十年，直到1990年代，格拉夫顿建筑事务所开始有重大的建筑项目得以实现，1996年，格拉夫顿第一个重要的项目，也就是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机械工程系大楼(第一期)建成，即使如此，这个十年他们建成的项目并不能算多。1999年他们举办第一个主要展览的时候，两位获奖人都超过了我现在关心校园建筑的年纪。但是，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时期，她们在现实建筑竞技场的成长，一直同步于新建筑文化的兴起。

　　直至2006年，法雷尔和麦克纳马拉一边任教UCD，一边从事设计，“教学始终是一种平行现实”，法雷尔评论道，“这是我们尝试提取经验，并将其馈赠给未来世代的方式”。教学仅仅是实施项目的准备吗?固然从威廉·钱伯斯(William Chambers)的时代，建筑教育者们就相信，建筑是一种带有客观性的经验知识，可以有大规模的师徒授受，因此才有了现代建筑学院。但是，现代主义的巨人相信实践更胜于学术，有限的学习内容里仍混合着中世纪的大师崇拜，学校不过是招募实习生和降低开支的好机制，和现实相当隔膜。在格拉夫顿兴起的年月，这种情况颇有改观，事实上，她们的成就也许就是这种反思的产物。

　　我不奇怪，法雷尔和麦克纳马拉的代表作中“学校”建筑占了绝大多数——但是它们是我熟悉的那种大而无当、细节粗糙的学校吗?两位女建筑师既使用学校，也有机会深度研究和反思教育所植根的外部语境，一旦现实许可，她们便着手改变了她们介入的学校图景。哈斯利(Owen Hatherley)评论说，“这些建筑明显是智识和想象的产物，没有因循成规”。2008年，格拉夫顿第一次有机会让爱尔兰以外的世界认识她们，位于米兰的博科尼大学是个竞赛项目，当时团队只有8个人，因为这个竞赛的成功才扩展到22人。但是她们向外人推送的学校愿景，既不是新古典的米兰也不是格拉夫顿街上的都柏林，两位建筑师一直植根于她们的爱尔兰土壤，同时她们也寻求着更普适性的“世界建筑”原则。

　　爱尔兰女建筑师在意大利建造?麦克纳马拉强调说，“重要的是(当地人)会感到我们不是傲慢的陌生人”。评论家形容她们的建筑“气度不凡……但不会尖叫”。两位建筑师邀请一个工地旁边的邻居参加这个建筑的开幕。这个邻居原本只是答应了建筑师可以到她的房子里拍施工的照片，看完建筑之后她出了一口气：“这个房子大极了，但是它拥抱着你”。的确，这是勉强总结出来的格拉夫顿作品的“特征”，简短传神。

　　即使在欧洲，历史城市对于现代建筑也总是忧喜参半。新的建筑为了追求可用的大空间难以重复旧的式样，但是它们一旦张牙舞爪，总是撕裂旧有的城市肌理。出于这种考量，法雷尔形容她们的建筑可以是一种更活泼的生物形，比如牡蛎，粗砾的灰色硬壳里面，它的内部可以是“白色的，明亮的以及微妙的”——挨着紧凑的老街区，博科尼大学内部的公共空间着实巨大，但是从内到外它并没有失衡，不是简单的“大”压倒了外面的“小”，建筑只是审慎地袒露自己，和城市有所对话——巨大的体块仔细切割了好几个来回，像牡蛎微微张开了壳。仔细看，建筑是有“表情”的，通过立体的脸面，城市分享了建筑热闹的内心：建筑底部的临街一侧往里退缩，让出来的面积下沉到街道以下，再把玻璃界面推到人行广场的边缘，一部分悬挑落在玻璃之外，如此，建筑师创造出了介于室内和室外的过渡空间，倾斜的顶棚也是建筑的“第五立面”。驻足观看的路人，走近几步，便会有走到建筑“里面”的错觉，在室内使用者看来，好像建筑的一部分潜入了街道的下方。

　　内外彼此穿插又互相隔绝，这绝非新古典主义城市的简单二元“图-底”。建筑对世界既不完全开放，也不彻底封闭，从不同的角度和位置，你会对两者的关系有忽远忽近的理解。早在2002年完成的都柏林大学城市研究院，她们就是这样的表皮策略了——建筑本身或许就是女建筑师构造的小“城市”，当它置身于喧闹的真实世界里，与之碰撞时尤其如此。

　　由小及大，或者又小又大，格拉夫顿建筑事务所以“建筑成为新地理”为主题参展，曾获得2012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银狮奖。建筑事务所最早落脚在格拉夫顿街上，用街道命名一个事务所四十年来的设计，这确实是“建筑成为新地理”了，三十年后的建筑从中汲取的灵感不是街道生活的外表，而是小中见大应付“世界”的办法，不必有都柏林和米兰的区分了。从一开始，事务所的名字就意在“优先体现一个场所，而非一群个体”(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奖评语)，当时诉诸“文脉”观念的建筑师不在少数，但是，只有极少数，才能发展出他们可以坚持的一贯形式策略，把带来巨大压力的城市要素适当吸收到内部，再让里面的光明反哺外部，而不是被日益嘈杂混乱的现实带着乱跑。格拉夫顿街的热闹立面，经过富有艺术精神的女建筑师的感性淘洗，只剩下它内里的丰富结构和强大逻辑，而不是表面的光和色。

　　她们大多作品都秉持着这种“守正求变”的精神，首先是遵从，“遵从都柏林的一种建筑传统”，然后一定要转换，“重要建筑与整个城市街景的交界处……达成一种大小比例上的显著转换。”2009年完成的都柏林财政部办公楼，沿着梅瑞恩街布置的主楼梯间，就是从手工制作的青铜大门、爱尔兰本地石灰岩转换到现代办公空间的“转换器”，也是从嘈杂繁乱转换到安静舒适，古旧转换到摩登。

　　走出爱尔兰，2015年完成的利马工程技术大学，整个建筑都是这样的“转换器”：基地一侧是繁忙的高速公路，另一侧毗邻低层建筑为主的城郊住区。于是“建筑北侧成为一面(能够与本地印第安人地理文化对话的)‘新悬崖’，而南侧则以层叠花园和开放空间为特色，试图与该地区较为低矮的(现代)城市住宅体量相融合。”不难发现，这是传统建筑类型连接室内室外的回廊(veranda)，转化成了随机应变的立体形式，有相当厚度和规模的周边结构，把原本薄薄的立面变成了“深墙”，它所赋予的实际功能，比如采光、通风、遮阳、半室外休憩，也是实在的建筑和“世界”间的关系。

　　你可以说这种与城市对话的手法是“在地”的，多少仍取决于建筑师个人喜好，或者项目条件。比如，悬崖和低层住区是典型的南美利马，未经修饰的混凝土原始肌理，受制于秘鲁学校建筑不高的预算;米兰的城市“内”“外”都要硬朗得多，从灰色的街区往下走，是本地出产的乳白色casa大理石阶梯;在都柏林大学，是陶瓦、红砖和花岗岩，法国，她们设计的图卢兹第一大学经济学院，则使用了本地古老的陶砖，这些校园基地身处的城市没那么拥挤和稠密。但是，对于当代“学院”，法雷尔和麦克纳马拉不会没有一种更主动的愿景，在她们成长的整个1980年代，这种愿景越发清晰了。如同斯坦·艾伦(Stan Allen)说的那样，建筑学院越来越热衷于把“城市”本身当成一种实践对象，如果此前它还只是纸上谈兵的学术兴趣，那么现在，通过依托学院从事实践的设计师，通过在大众文化中化身策展人的设计师，这种兴趣已经有了现实影响力，不管是建筑还是景观，“城市”都成了必不可少的项目前缀——反过来，这种城市观也会重新定义“学院设计师”自己生活的地方。

　　一方面，学校需要融入城市，但另一方面教育机构也“理当拥有草坪、四方院、回廊和庭院”，这不仅仅是“对重要传统的承袭延续”，要知道现实之中的公共空间并不是那么纯洁和安全，建筑师也不是真正的社会工作者。更典型的做法，是自己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更理想，也更复杂的内部，然后再用这种内部去谨慎地观照城市。如果内部足够大，虽然形式大大简化，可以有真的草坪、四方院、回廊和庭院;如果面积有限，学校的传统元素可以上下腾挪，变成枯燥的功能包裹的空中花园。上述几个例子我们只注意了学校建筑和城市的界面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，学校内部也是一个小世界，学校是一种机制，胜于是一种容器。

　　相对于外表的朴素，节制，格拉夫顿建筑的里面远为狂放复杂。如果你走进她们2019年完成的泰晤士河畔金斯顿大学学习中心，就会惊叹大学空间内部可以怎样壮丽：入口大堂几乎一直到达建筑屋顶，彼此连通高度不等的多个大厅，组成了物理和视觉上都相互重叠、交织的立体“城市”，两层和三层高的错层空间，混凝土楼梯飞悬在楼层间，有点像是皮拉内西(Giovanni B. Piranesi)笔下罗马建筑里宏大的迷宫了。没错，作为大学正门，这座新楼是将校园连接到当地社区的必要措施，但是比起被过去城市紧紧压迫着的几间教室，这样的“连接”里学校要主动和强势得多——著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，在更稠密的城区中间，马上也要迎来格拉夫顿设计的，向城市开放的学院“门户”了。

　　2018年，在上一届的威尼斯双年展上，两位建筑师作为主策展人抛出了一个“自由空间”的主题。批评家对什么才叫“自由”莫衷一是，觉得建筑师玩弄词语远不如建筑本身的语言说明问题——建筑师自况，那得是一种“沉默述说的语言”，做归做，说也在说，因为她们想要表达的远远比你一眼看到的多。

　　每个创造者都有自己说不清楚的东西，这中间可能隐含着没有真正答案的问题。回顾童年时代，麦克纳马拉想起的是十八世纪巨宅里的桃花心木铺铺陈，法雷尔分享的是胡桃木钢琴下的音乐空间。她们记忆的基石其实都还是过去的城市，空气和光线，错落的街道和广场，有着运河、橡树和风信子的风景，打动她们的，曾经是卡洛·斯卡帕(Carlo Scarpa)在维罗纳古堡博物馆的精妙阶梯，只容一人行走。但这样的尺度，远远不是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挑战。看完了世界，法雷尔和麦克纳马拉已经重回大学，在这里最低度的思想“自由”，首先源自一大片熙熙攘攘人的风景，和当代城市类似：“大学项目是城市的缩影，这里包含三个层面——管理者和专业人才、教学设施，而后即城市。”这样的大学里面有着各种各样的交叉科系，宽敞的空间应该可以灵活使用，装得下数百人来来往往，举办展览、演讲、晚宴和开放日大型活动……要做到这一点，教育社区就不能总是走廊加房间，实验室加操场，它要有传统学校少见的艺术设施娱乐公众，要有让日常生活运转的咖啡厅和其它城市服务。积极地面向城市——虽然不确定一定“属于”城市。

　　建筑师能独立做到这些吗?不做简单攀附，爱尔兰的建筑能对我们的“世界”有所启示吗?学校不仅改变城市的面子，它还理应是一种城市文化的策源地。幸运如法雷尔和麦克纳马拉，成长于学校，依托于学校，更把学校变成“展厅”，要邀请世界进来观望，同时，也成功地展示了她们自己梦想的世界。